经济学家：中国居民的消费率低，核心原因其实在于分配问题
当下人人都在谈消费不振，可消费为什么起不来？居民的钱究竟去了哪里？真正拿走大头的，是政府、企业，还是另有隐情？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回到分配这个最底层的逻辑上来。 很早以前就能发现一个现象：无论是财经自媒体还是普通读者，每当讨论国内经济问题，评论区总会出现"一切问题的底层都是分配问题"这样的说法。 在过去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先富群体吃到大肉，普通人也能喝到肉汤，分配比例虽然不合理，可能是二八开甚至一九开，但那两成或一成的增长速度仍然可观。 再加上过去几年房价账面持续上涨，许多早早买房的60后、70后分享到了经济发展红利，对分配的怨言并不大。 但进入经济新常态后，在高位接盘楼市的80后、90后成了舆论主流，而这两年普通人工资增速骤降，使得分配话题越来越能引发共鸣。然而真正要细化讨论，目前的分配格局中谁拿了大头，是政府还是企业？ 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结构近几年有什么变化？哪些地方还有向居民倾斜的空间？在这一轮提振消费的讨论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宏观增长与居民感受并不总是同步。整体生产、投资和消费指标出现改善，并不意味着收入增长已经充分传递到每个家庭。 若就业和工资预期偏弱，居民仍可能削减非必要支出、提前偿还贷款，政策刺激便很难自动转化为持续的消费动能。 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这几年真正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其实是出口。2024年出口总额25.45万亿元，同比增长7.1%；贸易顺差7.06万亿元，同比扩大13.6%，均创下剔除2022年特殊时期以来的新高。 海外赚来的巨额资金，帮助中国经济相对平稳地度过了房地产泡沫带来的信贷消失危机，以及部分人卖房、卖资产、换汇离境带来的货币消失危机。 外部贸易环境的变化，也让单靠出口维持增长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直接对美出口只是其中一部分，通过其他地区连接的供应链同样可能受到关税影响。 扩大新市场需要时间，而贸易摩擦会提高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这使得提升国内消费能力更为重要，但并不意味着出口这一条路已经失去作用。 出口面临压力，房地产仍在调整，传统基建投资的回报空间也在收窄，消费的重要性因此更加突出。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的以旧换新补贴，能够在一定阶段降低购买成本。但这种支持能否形成持续需求，最终还要看居民收入和预期有没有改善，不能只依靠一次性优惠。 但尽管国家层面已经拿出了远超往年的诚意，从数据上看，资产价格还是上不来，消费层面的增长完全依靠财政刺激，而不是内生的消费动能。底层人民在未来收入较悲观的预期下，依旧在去杠杆，具体表现就是减少新增借款、剔除不必要的消费、提前偿还银行贷款。 要理解这种困局，就必须回到最本质的问题——国民收入是如何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进行分配的。 这里有一组足以说明问题的数据：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中国居民部门占比为60.6%，较世界平均水平低5.5个百分点；企业部门占比为24.7%，较世界平均水平高出5.6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占比为14.7%，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 换句话说，被压低的那部分恰恰是老百姓应得的份额，而富余的那部分则沉淀在了企业端。这就是为什么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无论怎么刺激都显得乏力的制度性根源。 有一种流行的解释是，居民消费率低是因为边际消费倾向低，即居民新增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不高。这种解释只说出了问题的一小部分。 边际消费倾向低是原因之一但不是关键，基尼系数偏高也可能压低整体边际消费倾向，但真正更深层的因素，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本身就偏低。盘子分给居民的太少，再谈倾向高低意义就打了折扣。 从再分配环节看，情况同样对工业和企业倾斜严重。近十年中国消费税和增值税总额约100万亿元，而给出口企业的出口退税约24万亿元。 土地费用上，工业用地价格一直显著低于住宅和商服用地：截至2024年，工业用地挂牌均价约267元/平方米，住宅用地约3168元/平方米。地方政府实际上是在从老百姓的住房消费中征税，再反过来补贴工业生产。 这背后有其历史逻辑。地方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中，主要承担了投资功能和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资和土地开发成为地方增长的最重要引擎。 这种模式在工业化、城镇化尚未完成时具有合理性，但它也固化为一种路径——财政和政策几乎本能地偏向生产端而非消费端。 企业之间赚钱能力也明显分化：以房地产、金融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一类企业在2020年之前获得大量利润，但吸纳员工并不多，虽有高薪岗位却形不成规模；而吸纳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薪酬涨幅则被压制。 时间来到当下，地租经济已成明日黄花，再投入基建的收益越来越小，政府再分配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刻。要让消费代替房地产成为经济支柱，就必须提升"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再分配比例。 美国和日本都是通过再分配实现了居民从初次收入占比到可支配收入占比10%以上的提升，主要途径就是政府收入大量投入社保、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