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115师在林彪受伤后，陈光接班，为何最终连大将也未评上？
1954年6月7日，广州一处寓所内，曾率部突破湘江、强渡乌江、转战山东的陈光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此时距离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只剩一年多时间。以他的资历和战功，若能参加授衔，大将军衔并非没有可能。 问题是，军衔评定看重战功，却不只看战功。陈光晚年的遭遇，恰恰说明一名高级将领能否走到授衔台前，还受到组织关系、纪律观念和政治处境的多重影响。 陈光的军事性格，很早就显露出来了。1928年湘南起义期间，他拿出私藏的十多支步枪组织赤卫队，抵抗地主武装。部队后来准备离开井冈山返回湘南时，部分官兵因思乡擅自行动，陈光没有跟随，选择留在红军队伍中。 这次选择并不起眼，却改变了他的命运。那支擅自离队的部队后来遭到敌人围攻，损失惨重。陈光由此进入朱德、毛泽东等人信任的干部行列，也在一次次硬仗中迅速成长。 1929年水南战斗中，敌军一度冲到林彪指挥位置附近，陈光带队顶了上去，击退敌军，替林彪解了围。此后，他多次负伤。1930年文家市战斗中，子弹卡入右膝，他直到战斗结束才被抬下火线，经过手术才保住腿。 能打硬仗，是陈光最鲜明的标签。浒湾战斗时，部队苦战一天，又遇大雨，不少官兵已经疲惫不堪，他却坚持追击，带队连夜追出百余里，扩大了战果。这样的作风，让他从团长逐步升任师长。 陈光也曾担任少共国际师师长。这个师的战士大多年轻，平均年龄约十八岁，训练和实战经验都不足。他没有把年轻部队简单当作消耗力量，而是通过正面牵制、侧翼迂回等办法，帮助部队在战斗中积累经验。 长征途中，红二师承担了许多险重任务。强渡乌江时，陈光亲自带领部队抢占渡口；在腊子口战斗中，他组织部队从侧后攀登，配合正面攻击。红军能够打开通路，靠的是全军协同，并非一名将领单独完成，但陈光确实是其中的重要指挥员。 抗战爆发后，陈光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旅长。1937年9月25日，平型关战斗打响，343旅担负主要攻击任务。战斗歼灭日军辎重部队，取得全国抗战初期的重要胜利。林彪后来因意外负伤离开前线，陈光遂代理第115师师长。 这次“接班”并不是临时性的简单替代。1938年底，陈光率部进入山东，开辟泰西抗日根据地。1939年5月的陆房战斗中，部队遭日伪军包围，在敌军多次冲击下坚守阵地，最终突围。战斗虽有损失，却保存了主力，也使山东抗日力量站稳了脚跟。 同年8月，梁山战斗中，陈光指挥部队伏击日军，经过独山庄激战，歼灭日军一个大队。战果具有较大影响，但战场上的成功并没有消除内部评价差异。有人肯定他的果断，也有人认为他的指挥风格过于强硬。 真正改变陈光后半生的，是东北时期与林彪关系的恶化。1945年进入东北后，陈光负责一部兵力和通信工作。林彪急需电台，双方因电台调配发生争执；1946年冬，陈光率部准备渡过松花江，又与林彪在行动安排上出现分歧。一次次摩擦叠加，旧日上下级关系逐渐变得紧张。 陈光的不满并非毫无缘由，他在战场上长期独当一面，习惯于根据敌情迅速决断。但到了大兵团作战阶段，统一指挥、请示报告和组织纪律的重要性明显上升。陈光仍按前线指挥员的习惯处理问题，这种强势作风开始成为他的短处。 北平和平解放后，陈光曾任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后来，他被调往广州军区任副司令员。广东毗邻港澳，工作涉及统战、情报和地方治理，与单纯的战场指挥大不相同。陈光在处理家乡烈士子女安置等问题时，未经充分请示便自行安排，被认为有违组织程序。 叶剑英曾劝他注意原则，陈光却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批评，双方发生顶撞。有人劝他说：“承认错误，事情或许还有转圜。”陈光回答：“无原则的批评，我不能接受。”这几句话，反映出他的刚烈，也暴露了他在政治生活中的僵硬。 1950年以后，陈光受到组织审查并被开除党籍，实际处于隔离状态。对于一位从井冈山、长征和抗战中走出来的高级将领而言，这种处理带来的冲击极大。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功臣，不愿接受对错误性质的认定，思想上的结越来越紧。 1954年6月7日，陈光在广州寓所自杀身亡。那时他还没有等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1955年授衔时，评定对象必须是仍在世并处于相应职务体系中的将领，陈光既已去世，又曾被开除党籍，自然不可能参加授衔。 因此，陈光没有评上大将，不能简单归结为“林彪压制”或“战功不够”。他的军事成就足以进入高级将领行列，但晚年在组织纪律、工作方法和个人情绪上的失误，也确实影响了结局。1986年，中共中央对陈光问题复查，认定原处理过重，恢复了他的党籍和名誉。直到这时，尘封多年的结论才得到纠正。 特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