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替同桌给姑娘递信被扔进纸篓，我叹口气说是自己写的，她急忙弯腰捡起来拍灰，脸刷地全红了
那封信被我攥在手里整整两节课，手心全是汗。 唐梦婷说这是救命的事，写不成，她这辈子就完了。 我脑子一热，替她抄了那封信，又替她塞给陈可馨。 陈可馨接过去扫了几眼，脸色唰地变了，当着我面把信扔进走廊尽头的纸篓里。 我鬼使神差地冲她背影喊了一句：“那是我自己写的。”她脚步顿住，慢慢回过头来。 然后一步一步走回来，弯腰，从纸篓里捡起那封信，用袖口仔细擦掉信封上的灰，耳根红得像要烧起来。 后来的事，没人想到，那封信她带走了整整二十三年，信纸背面写着我这辈子都没敢再看第二遍的字。 01 一九九一年的春天，我在县城中学读高三。 日子过得很清淡，家里学校两点一线。 父亲走得早，母亲吕玉梅在镇办工厂食堂做工，一双被热油烫出斑斑点点的手臂，夏天也套着长袖。 家里的日子紧巴巴的，我能读到高三，全靠母亲一分一毛地省。 学校里人人都穿回力鞋，我穿的是母亲纳的布鞋。 好在功课忙，没人整天盯着谁的鞋看。 教室后墙的黑板报，我承包了整整一年。 说来不好意思，我成绩平平，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字。 我父亲在世时也写得一手好字，打小他就让我临帖，天天写，写不好不许吃饭。 我这点本事，大概就是那时候烙下的。 那年三月中旬，班主任领着一个女生走进教室。 她便是陈可馨。 班主任说她是新转来的插班生，让她自我介绍一下。 她站在讲台上，有点拘谨地看了大家一眼，说了句：“我叫陈可馨。”声音不大，清清脆脆的，像石头落进深井里。 我正好坐在第二排靠墙的位置，她分到了第三排靠窗，斜在我前头。 她走过来坐下，把书包放进抽屉。 身上有股淡淡的洗衣粉香皂味，很好闻。 我没敢多看，低头假装抄笔记。 那节课老师讲了什么，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我们县城中学不算大，一个年级四个班，教室在一栋旧楼里，水泥地面，木窗框，窗台上一层灰。 班上男生很快就给陈可馨起了个外号——“冰山美人”。 她从来不主动跟人搭话，课间也不像别的女生那样三五成群结伴上厕所、分零食、聊电视剧。 她大多是安安静静坐在位子上看书，或者趴在桌上假寐。 别人跟她说话，她礼貌地应一两句，不多说一个字。 这种性子在我们这种小县城姑娘里显得格外扎眼。 我虽然坐在她斜后方，但两人几乎没什么交集。 确切地说，是我不敢有什么交集。 她穿的确良衬衫，我穿的是厂里发的劳保服改小的，站一块儿不像一个世界的人。 真正打交道是后来有一次，班主任安排我帮她补两周的课堂笔记。 她转学过来，课本版本不一样，有几科衔接不上。 我把笔记借给她，她安安静静地抄了三天，还回来的时候，里头夹了一张纸条，写着：谢谢。 字迹端正清秀。 我看了看，没回。 后来她也没再提。 这事就过去了。 我们班还有一个女生，叫唐梦婷，是我同桌。 她跟我恰好相反，是班上最活络的姑娘。 头发扎得高高的，走路带风，嘴巴快，人也热心，男生女生都处得来。 她家开了个烧腊铺子，就在镇中心老街上，橱窗里头挂着红亮亮的叉烧、烧鸭，油汁往下滴。 我放学常从她家店门口经过，她偶尔在铺子里帮忙，远远看见我就喊：“罗天佑！今天有烧鸭脖子，给你留一根！”我笑笑摆摆手，她就骂我：“嫌什么呀，免费的还不要！”她是那种痛快人，藏不住心事。 我跟她同桌三年，说不上多么深厚的友谊，但彼此很熟。 她知道我家里的情况，知道我母亲在工厂食堂干活，知道我不富裕。 她从不当面点破，偶尔还从家里带点吃的，悄悄塞我抽屉里。 我原以为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把高三熬完，考个不好不坏的学校，或者考不上就去接母亲的班。 万万没想到，那一年春天，会出那样的事。 那是一个星期三的傍晚，晚自习放学。 教室里的灯一盏一盏灭了，同学三三两两往外头涌。 我收了书本，正要走，发现唐梦婷没动，趴在桌上，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愣了一下，拍了拍她的书包：“喂，怎么了？”她抬起头，我就着走廊透进来的灯光看见，她眼眶红通通的，像刚哭过一场。 她把我拉到教学楼后头的煤堆旁边。 夜里风凉飕飕的，头顶上的星星冻得像碎玻璃。 她张了张嘴，又说不出话。 我等了一会儿，开口：“你到底怎么了？要说就说。” 她像是下了很大决心：“罗天佑，你喜欢过人没有？”我一愣，没答上来。 她又接着说，她从小就喜欢一个人，她表哥：“唐英奕”。 唐英奕在隔壁班当体育委员，一米七八的个头，打篮球打得好，衣服汗湿了挽起来露出一截小臂，整个年级有不少女生私底下议论他。 唐梦婷说她从初中起心里就只有他一个人。 “两家大人都知道，不开玩笑的，都默认以后要结亲的。”她说到这里，眼泪又涌出来，“可是上个月，我妈跟我姑妈在家里聊天，我在隔壁听见了。”她说，陈可馨的父亲跟唐英奕的父亲是大学同学。 开春的时候，陈可馨的父亲借着老同学关系，带着女儿去过一趟唐家吃饭。 饭桌上两家大人半真半假地提了一嘴，说两个孩子要是能处得来，倒也是一桩美事。 “ 我表哥他爸……有点心动。 ”唐梦婷狠狠抹了一把眼泪，“ 我妈说，那边托人透了口风，想撮合
